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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海陆空并进(4/5)

党会如此大闯关东。

1946年后，往来山东和辽宁运送伤员、干部、家属和各种资材的船只，不时有被国民党军舰击沉和拖走的。

“向交通要道进击” 陆路闯关东，要比海上艰难困苦得多。

最苦的，是黄克诚的新四军3师。

9月下旬，3师所属四个旅和三个团分为左右两路纵队，陆续从盐阜、淮海地区出发，跨越江苏、山东、河北、热河4省，历时60多天，行程3千多里，到达锦州地区。

过度痛苦使人沉默 某军原副军长黄达宣，像瞿文清一样，是从战士、战斗小组长。

副班长、班长、副排长、排长，一个台阶没落当到副军长，然后离休。

他们身上的伤疤，他们荣获的军功章，也几乎相等。

而且，他们都是在黑土地上成为战斗英雄的。

比瞿文清大两岁，高出一个头的离休将军，白发，浓眉，目光平易，温和中透着果断与威严。

一口地道苏北口音，思路明晰。

敏捷，谈叙像瞿文清一样简洁、明了，没有一个在官场听惯了，似乎能够显示身份、尊严和气派的“嗯”、“啊”之类。

他是江苏泗阳县刘集乡人。

17岁那年，父亲患一种病，吃不下饭。

他不知道那叫食道癌，庄稼人都不知道。

临死前，父亲让把家产卖了还债，母亲到姐姐家去，儿子自己去闯荡活命。

往哪儿闯荡是不言而谕的。

村东百十里处是鬼子中心据点，外边是伪军，再外边三不管地区是土匪天下。

刘集人混不下去了，就去当土匪，这是老辈传下的规矩。

有股最大的土匪，头子就是他们黄姓人，这是父亲临终遗言，做为儿子，即使一辈子都和父亲对着干，这句话是必须照办的。

母亲哭天抹泪不同意：咱黄家祖祖辈辈都是老实人哪，可不能吃这碗饭呀！ 再一条路是投八路。

老百姓叫新四军也叫八路，对共产党也叫八路，八路也叫共产党。

鬼子汉奸说八路是“红胡子”，“共产共妻”。

一次听说八路来了，人们哭爹叫娘这个跑呀。

回来后，家里一样东西没少，院子还给扫了。

老年人说，八路好是好，怕是成不了气候。

他倒没想成甚麽气候，只是听说八路纪律严。

庄稼人最受不了这个“纪律”。

当土匪就随便，吃得也好。

人老了爱回忆。

无论尊卑，走到这一步，都能回忆出貌似偶然的一个或几个巧合来。

决定黄达宣后来闯关东，今天又在关东安度晚年的人生的第一个巧合，是刘集乡一个出了五服的当保长的堂哥的一句话：当八路给你一斗小米，堂哥黄达芝早就劝过他。

帮助料理完丧事又劝他，还是投八路吧，投八路给你家一斗小米。

小米的魅力加上母亲的旨意，于是，他就扛上一支没有准星的老套筒，成了全村的第一个“红胡子”。

半年后，另一个投八路的刘集人告诉他，那斗小米真给了，还说黄达芝就是八路的人。

瞿文清不知道喝他烧的水的那拨扛枪人是干甚麽的，只知道那拨人是被八路打垮的。

按照“阶级斗争”观点，那几天历史是算不得清白的。

而本文另一位主人公黄达宣，若不是一斗小米，竟险些当了土匪。

笔老还听过这样的故事。

哥俩揭不开锅了，门口正过队伍，弟弟说，跟他们走吧。

哥哥说你先走，我去趟茅房就撵你。

结果，弟弟参加了红军，哥哥跟“白狗子”走了，从红领中时代开始的一个相当长的人生阶段中，笔者一直相信这些老革命当初就是为了革命，解放天下受苦人，实现共产主义，坚定不移地走进革命队伍的。

更不知道还有那麽多逃兵。

黄达宣扛着一挺捷克式闯关东时，是独立旅1团1营1连1排1班1战斗小组小组长。

第一步动员到陇海线作战。

过了陇海线动员到临沂地区作战。

到济南西边，说临沂敌人由山东老大哥部队打了，我们到平津之间去作战。

从杨村过了平津岸铁路插向玉田，快出关了才正式动员进军东北。

原沈阳军区工程兵副政委胡可风，闯关东时是10旅29团宣传干事。

老人说，从苏北出发时，动员口号是：举行大反攻，向交通要道进击，向大城市进击！进大城市还不高兴？日本投降了，也该进大城市逛逛了。

过平津铁路前还算稳定，快到王田时，一些“瞎参谋”就嘀啁咕上了：一个劲地走，这是去哪儿呀？是不是去东北？苏联“老大哥”在那儿，都是共产党，大概去得。

可东北太大冷，咱南方人到那儿受得了吗？ 正式动员和山东一样，讲东北多麽好，大豆有多大个，高粱米营养多麽丰富。

出冷口一看，都是荒山秃岭。

再一吃高粱米，有人就端着饭盆去问医生：你说高梁米营养多麽丰富，你怎麽不吃呀？ 苏北新四军在辽西瞅看高梁米，愁眉苦脸不动筷。

山东八路军在辽东瞅着高梁米，“吧嗒吧嗒”掉眼泪儿。

瞿文清那个连到辽阳后，没米没菜也没炊具。

司务长说咱们下馆子去。

大家乐坏了，一路上见不少城市高楼，虽没进去也开眼了。

这回要下馆子，看看这关东馆子几个盘子几个碗。

进屋规规矩矩坐下，每桌端上一大盆红眼高粱米饭。

大家你瞅我，我瞅你，就是不想动筷。

黄达宣几乎是在平生第一次吃高梁米饭时，才明确自己是到了关东的。

不是他不爱思想，实在是他大累了。

最苦最累的，就是像他和瞿文清这样的人。

“是兵不是兵，背上四十斤。

”他是机枪手，1挺捷克式，250发子弹，背包，粮袋，加一起有60斤。

机抢本是3个人轮流扛的，那两人个小，大部份时间他都扛着。

后来抽出个人帮病号背枪，那机枪就长在他肩上了。

开头每天60里左右，逢上雨天还能休息。

过平津铁路后就加快了，每天百里以上，下小雨也走。

他不知道山海关已经打上了。

但他知道是有情况了，明白这个能凭空生出许多力量。

有的人却愈发不行了。

他就把米袋、步枪甚麽的，再往自己肩背上堆。

关键是休息不好。

行军最重要的是不掉队，不减员。

干部神通再大，也关照不过来。

靠谁？靠骨干，靠黄达宣和瞿文清这样的活跃在最基层的骨干。

他有两个“巩固对象”，一个叫唐大荣，一个叫唐维民。

唐大荣30多岁，全班年纪最大。

他打仗好，挺勇敢，就是“家庭观念重”，爱发个牢骚，那牢骚大部与老婆孩子有关。

唐维民16岁，文弱得像个书生，一天说不上几句语。

他堂公在苏北出发前跑了，连里去找没找到，把他拉来顶替。

连里再三叮瞩，要他“承包”这两个人。

后来，唐大荣当了排长，打天津时负伤；唐维民当了副连长，在朝鲜二次战役时负伤。

负伤后再未见过，至今也不知在哪里。

每到宿营地，他就对二唐说：你们累了，歇着吧。

这话翻译过来，就是“别跑了，有人盯着哩”。

说完就去找柴禾烧水，烧好再给端过来。

洗脚是行车中第一件大事，比吃饭都重要。

洗完了，谁脚打泡了，再帮着挑泡，穿上马尾巴。

有时这一切做完了，自己脚未洗，饭未吃，倒那儿就打上鼾了。

醒来后，冷丁一下，看看二唐，有时就想：要跑这不是早跑了吗？ 黄达宣和瞿文清都说自己从未动过开小差的念头。

开头，瞿文清是觉得有碗饭吃，黄达宣是记着那斗小米。

后来，是觉得班长、排长、连长、指导员对咱好，咱得对得起人家，不能让人家难心。

二唐对他挺反感，觉得他是个“特务”。

他也觉得这个角色很尴尬。

逐渐地，都不这样想了。

一个大哥，一个小弟，加一块劲头也不比他大多少，这些事情本来就该他干的。

后来二唐一提起闯关东，就说感谢他。

他说：我应该感谢你们。

从苏北到关东，从长白山到海南岛，谁应该感谢谁呢？ 原63野战医院院长吴振淮，当时是独立旅医政干事。

医政干事两项工作。

一是当医生，看病。

二是负责医务人员的提升、调动。

哪个医生牺牲了，哪个看护班长可以提起来，向组织科写个报告，主要还是看病。

闯关东路上，比较多的疾病是打摆子。

闯关东前，独立旅南下浣江，那里是疟疾流行区。

这是一种急性传染病。

不发作时是好人，发作起来忽冷忽热。

冷得发抖，几条被子压不住，热时发烧可达39度、40度。

发作后大量出汗，头痛，口渴，浑身无力。

上午8点多钟，下午3点多锺，最爱发作。

正是行军的时候，照样走。

配有马匹的干部，马都让给病号了。

重病号骑马，轻的把枪枝、弹药、背包、粮袋放到马上，人步行。

再选些身强力壮的战士，排成一路纵队，每人中间夹个打摆子的，用绳子捆在腰上联成一串。

一手拄着棍子，一手抓着绳子，连拖带拽地往前挪。

那情景，就像电影上国民党抓的一串串壮丁。

不是亲身经历，谁会想像得出闯关东大军中，竟会有这样一支队伍！ 一忽儿冷得哆哆嗦嗦，一忽儿烧得迷迷糊糊。

脑子里好像全是空白，又好像被铅样的东西灌满了。

甚麽知觉都没有了，这个世界仿佛都不存在了，却知道向前挪动脚步，一步，一步，就像踩在棉絮上。

后来，这个队列的指挥官——医政干事吴振淮也打起了摆子。

老人说：讲讲别人还行，我自己是怎麽走过来的，记不得了。

老人说：若不是互相帮扶着，谁也走不过来。

离休前是沈阳市农机局副局长的李少英老人，闯关东时和郑绍华是同班战士。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说他是假党员。

郑绍华听说了，寄去一份证实材料，10年内乱后，老战友重逢。

郑绍华说：我若不用脑袋担保，你就叫人打死了。

李少英说：闯关东我不替你扛枪，你早就压死了。

那时候，郑绍华16岁，又瘦又小，还不到90斤。

一些老人说，刚上路时，歌声不断。

一路行军一路歌是我军传统，后来可就唱不动了。

怎麽鼓动也唱不起来了。

大地是黄褐色的，军装是灰色的，一支支灰色的队伍，在黄褐色的大地上默默地流动着，像一部无声电影。

一队队大雁逆方向从头上掠过，抖落一串串清脆的“嘎嘎”声，溅不起一丝回音，适度痛苦使人喋喋不休，过度痛苦使人沉默。

食为天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闯关东大军先行的是筹粮官。

10旅29团先行的，是粮秣股长张文星和他的筹粮队。

从苏北出发后，他率领25人的筹粮队，每天提前大部队两天左右出发，沿预定行军路线筹备粮草。

闯关东如此，大部队行军都如此，平型关战斗后参军，离休前为某军后勤部长的张文星，战争年代就和粮草打交道了。

1949年进军广西在苗区筹粮，讲不明白，差点儿叫个苗族女人一柴刀砍死。

在江苏、山东、河北筹粮很简单。

需要多少粮、菜、油、肉和饲料，到村公所找到管事的报个数就行了。

都是老区。

事先打过招呼，沿途都有准备。

从冷口出关后就不行了。

一是“满洲国”的地方，老百姓不了解共产党。

二是人烟稀少，日本人搞“集团部落”，很多地方是无人区。

三是穷，很多人穿不上裤子，大姑娘披着麻袋片偎在炕上，不敢动窝儿。

所到之处，都找旧政权人员联系。

白天大都跑了，晚上好办些。

敲开门，点上油灯，告诉他们需要多少粮草。

没有粮草，就询问有没有地主，住在甚麽地方。

这些人大部点头哈腰，满脸堆笑，眼睛直扫筹粮队腰里那铁家伙。

地主粮食也不白拿，或者给钱，或者开条子。

钱是解放区票子，人家不认；条子就是一张纸，当场写上20多个字，盖上章。

告诉他，现在光复了，解放了，伪满票子马上要作废，这种票子就要流通了。

再讲新政权很快就会建立，到时候把条子交给政府，就可以顶替公粮。

这种条子几乎散见于东北各地。

除去辽沈战役，每次作战所用粮草，基本都是取之于作战地区。

开头老百姓不认条子，认为这不过是耍个花招的公开抢夺而已。

共产党那几条破枪，还能打天下成立政府？后来可就重视起来了，其珍贵不亚于今天人们放置存折。

出冷口通过的是刚辟为解放区的拉锯区。

一些地方穷得别说地主富农，连中农也没几家。

找到村长，使劲咽咽口水，张口说出1千斤。

村长说刚过去一拨，现在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个数了。

拿出前面28团留下的条子给张文星看，说，若不信，我领你们挨家转转。

张文星心里很不是滋味。

都是庄稼院出来的，甚麽不明白？可明白又怎样？部队也不能饿着牡子行军呀。

好歹凑3百斤，病号吃纯粮，别的都吃从山上搂的榆树叶子掺点玉米面的大锅粥。

临走给钱时，村长哭了：对不起同志了，没法子，大穷了。

张文星也要哭了：才过去两个团，后边还有那麽多部队呀！ 共产党部队还未过完，一些村子就陆续有人逃难了。

国民党部队过去后，很多村子就空了。

12月17日，黄克诚在给军委的电报中说： 三师出发到东北已一月，仅领到满洲伪币三百万元，够伙食十六天用，一切经费均停发，对人民强迫使用五百元，一百元之大边币，迨戍物价飞涨，商店关门，粮食除一部分吃日本存粮外，其余到一处吃一处，吃空烧尽，有如蝗虫，人民怨声载道。

——又过兵了。

——都是中国兵。

——中国兵，外国兵，“大鼻子”，“小鼻子”（东北人称俄国和苏联人为“老毛子”、“大鼻子”，日本人为“小鼻子”，称土匪为“胡子”），妈个巴子都是“胡子”！ ——过来过去，这兵哪辈于能过完哪？ 在一阵紧似一阵的北风中，站在院子里的，躲在门后的，藏在山坡草丛中的男人、女人、老人和孩子们，冷漠地注视着这些穿着紫不巴叽、黄不巴叽、灰不巴叽的“二大布衫子”，后来清一色是黄绿色军服，戴着有点像牛尾巴下边那个东西似的帽子的兵们。

他们见过各种各样的兵，清朝的辫子兵，进关去打吴大帅的张大帅的兵，见了女人就红了眼睛的俄国兵，张口就是“八格牙鲁”的日本兵，像潮水样向关里溃逃的少帅的兵，也是中国人、却专门欺负中国老百姓的“满洲国”的兵，还有专门夜里过的“胡子”。

在中国，没有比兵们更有力量的了，也没有比兵更臭的了，他们看得太多了，他们看惯了，也看够了。

可他们还得看着。

因为他们不能闭上眼睛，闭上眼睛也会找上门来，叫你带路，叫你纳粮，叫你出女人。

除非你闭上眼睛永远也不睁开。

他们知道兵们全是在喝他们的血汗。

他们不但要养活老婆孩子，还要养活这些兵们。

因为兵们是不种地的。

若是中国兵打跑进来杀人放火的外国兵，那没说的，他们向着中国兵。

可这样的时候太少，而且几乎没打赢过，大都是中国兵们在打。

谁胜了，谁败了，与他们毫不相干。

因为谁胜了，他们也是个穷。

他们的义务就是纳粮，让这些兵们吃饱了，喝足了，玩儿似地过来过去，打来打去。

没有谁告诉他们这次大过兵和以往的有甚麽不同。

即使有人告诉，他们也不会相信。

因为历史从来就是这麽教导他们的。

40多年后，有老人说：当了14年亡国奴啊，那是甚麽滋味儿？谁来管你？“大鼻子”把“小鼻子”赶走了，该安生过日子了吧？不！这回中国人可来精神了，都来抢呀打呀，唉，寻思起来，真叫老百姓寒心啊！ 衣亦为天 牡丹江军分区原独立团政委王振奎老人，闯关东时是延安炮兵学校第一期学员。

老人说，学员中南方人挺多，南方人热门话题是东北多麽冷。

有的说，那地方耳朵一拨拉就掉了，鼻子一摸就下来了。

有的说，听说撒尿得拿棍子敲，不然就拔不动脚了。

有的说，那不是把“那玩艺儿”也敲掉了吗？东北人都没有“那玩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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