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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2/3)

了自己的疼痛。

因为他人的疼痛，也是我的疼痛。

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二日 我们的鲁迅 二〇〇六年五月的一天，我坐在井然有序的哥本哈根机场的候机厅里，准备转机前往奥斯陆。

身旁不同国家的人在用不同的语言小声说话，我的目光穿越明亮的落地玻璃窗，停留在窗外一架挪威航空公司飞机的尾翼上。

我被尾翼上一个巨大的头像所吸引，我知道自己过会儿就要乘坐这架飞机前往奥斯陆。

为了消磨时光，我心里反复思忖：飞机尾翼上的头像是谁？ 我的思维进入了死胡同，身体一动不动。

我有似曾相识之感，他的头发有点蓬松有点长，他的鼻子上架着一副老式的圆形眼镜。

开始登机了，我起身走向登机口。

然后我坐到挪威航空公司航班临窗的座位上，继续想着尾翼上巨大的头像。

我总觉得曾经见过他，可他究竟是谁？ 就在飞机从跑道上腾空而起的刹那间，我的思维豁然开朗，我想起来他是谁了。

同样的头像就在一本中文版的《培尔·金特》里，他是易卜生。

看着窗外下面的哥本哈根逐渐远去，我不由笑了起来，心想这个世界上有过很多伟大的作家，可是能在天上飞来飞去的作家恐怕只有易卜生了。

我降落在易卜生逝世一百周年之际的奥斯陆，绵绵细雨笼罩着奥斯陆的大街，印有易卜生头像的彩旗飘扬在大街两旁，仿佛两行头像的列队，很多个易卜生从远到近，在雨中注视着我，让我感到他圆形镜片后面的目光似乎意味深长。

我在奥斯陆的第一次用餐，就在易卜生生前经常光顾的一家餐馆里。

餐馆散发着我在欧洲已经熟悉的古老格调，高高的屋顶上有着精美的绘画，中间有着圆形柱子。

作为纪念活动的一部分，餐馆进门处摆放着一只小圆桌，桌上放着一顶黑色礼帽，旁边是一杯刚刚喝光的啤酒，玻璃杯上残留着啤酒的泡沫。

一把拉开的椅子旁放着一支拐杖。

这一切象征着易卜生正在用餐。

此后的三天里，我没有再次走入这家餐馆。

可是我早出晚归之时，就会经过这家餐馆。

每次我都会驻足端详一下里面属于易卜生的小圆桌，黑色礼帽和拐杖总是在那里，椅子总是被拉开。

我发现了有关易卜生纪念活动里的一个小小细节，早晨我经过时，小圆桌上的玻璃杯里斟满啤酒；晚上我回来时，酒杯空了，玻璃杯上沾着一点啤酒泡沫。

于是，我拥有了美好的错觉，一百年前逝世的易卜生，每天都在象征性地看着一位中国作家的早出晚归，象征性地思忖： “这个中国人写过什么作品？” 我想起了我们的鲁迅。

易卜生的名字最早以中文的形式出现，是在鲁迅的《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里。

这是两篇用文言文叙述的文章，发表在一九〇八年的《河南》月刊上，易卜生去世将近两年了。

一九二三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

鲁迅在演讲里说：“走了以后怎样？易卜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

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解答的责任。

”然后鲁迅以一个读者的身份给予解答：娜拉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

鲁迅认为，妇女要摆脱任人摆布的地位必须获得与男人平等的经济权。

鲁迅在此用他冷嘲热讽的语调说道：“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

凡承认饭需要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 挪威航空公司飞机尾翼上巨大的易卜生头像，以及这样的头像缩小后又飘扬在奥斯陆的大街上，让我感受到了易卜生在挪威的特殊地位。

当然这位伟大的作家在世界的很多地方都有着崇高的地位，可是我隐约有这样的感觉，“易卜生”在挪威不只是一个代表了几部不朽之作的作家的名字，“易卜生”在挪威可能是一个词汇了，一个已经超出文学和人物范畴的重要词汇。

就像我小时候的“鲁迅”，我所说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鲁迅”。

那时的“鲁迅”不再是一个作家的名字，而是一个在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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