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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2/3)

说，身外之物，何必顶真？倡这些书曾经参加了我的精神构建，失落了它们，我精神领域的一些角落就推动了参证。

既有约约绰绰的印象，又空虚飘浮得无可凭依，让人好不烦闷。

不是个中人很难知道：失书和丢钱完全是两回事。

由此我想到了已故的赵景深教授。

他藏书甚富，乐于借人，但不管如何亲密，借书必须登记。

记得那是一个中学生用的练习本，一一记下何人何时借何书，一目了然。

借了一段时间未还，或他自己临时要用，借书者就会收到他的一封信。

字迹娟小，言词大方，信封下端一律盖着一个长条蓝色橡皮章，印着他的地址和姓名。

还想到了毛泽东警卫员尹荆山的一则回忆。

50年代末，毛泽东向黄炎培借取王羲之书贴一本，借期一个月。

黄炎培借出后心中忐忑，才一星期就接连不断打电话催问，问是否看完，什么时候还。

毛泽东有点生气，整整看了一个月，在最后一天如期归还。

黄炎培也真够大胆的，但文人对自己的藏书痴迷若此，并不奇怪。

又想起了我的一位朋友，半年前，他竟在报上发表告示，要求借了他书的人能及时归还。

我知道他的苦衷，他借书给别人十分慷慨，却是个不记事的马大哈，久而久之突然发现自己的书少了那么多，不知向谁追讨，除了登报别无良策。

我见报后不久来到他家，向他表白，我没有借过。

他疑惑的目光穿过厚厚的镜片打量着我，问了一声“真的？”我不无惶恐，尽管我确实没有借过。

我生性怯懦，不知如何向人催书。

黄炎培式的勇气，更是一丝无存。

有时我也想学学赵景深教授，设一个登记簿，但赵先生是藏书名家，又德高望重，有资格把事情办得如此认真。

我算什么呢，区区那一点书，面对亲朋好友，也敢把登记簿递过去？ 藏书者就这样自得其乐，又担惊受怕地过着日子。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种更大的担忧渐渐从心底升起：我死了之后，这一屋子书将何去何从？ 这种担忧本来只应属于垂垂老者，但事实是，我身边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学术界朋友已在一个个离去。

早在读大学时，我的一个同学就因患尿毒症死去。

他本也是个买书迷，身边钱不多，见有好书即便节衣缩食也要弄到手。

学校课程安排紧张，夜间书店又不开门，等到星期天又怕书卖完，因此，他总在午休时间冒着炎暑、寒风赶到书店，买回一本就引起全宿舍的羡慕。

他死时，家里的一个书架已经相当充盈，但他长年守寡的母亲并不识字，他也没有兄弟姐妹。

当时，全班没有一个同学有足够的钱能把这些书买下来，即使有，也不想让那位可怜的母亲伤心。

我估计这位母亲会永远地守护着这些书，直至自己生命的终了。

照年岁计算，这位母亲已离开人世，那么这一架书到哪里去了呢，这些并不珍贵却让一个青年学子耗尽了心血的书？假设这架书还在，我敢断言，当年同宿舍的同学大多还能记起，哪一本书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买来的，当时引起过何等样的欣喜。

这是一截截生命的组接，当买书者的自然生命消逝之后，这些书就成了一种死灰般的存在，或者成了一群可怜的流浪汉。

如果说这一架书不足为道，那末，许多博学的老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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