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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4/5)

量使她快活。

皮埃特罗·克列斯比一贯把这姑娘看做一个小娃儿，但他在她身上发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她不够雅致，然而却有不寻常的见识和潜在的温情。

谁也不会怀疑，皮埃特罗克列斯比会向阿玛兰塔求婚的。

的确，在一个星期二，他就要求她嫁给他了。

她没中止自己的活儿，等耳朵发烧过了之后，才象成年人那样，给自己的嗓音加上一种平静和稳定的调子。

“当然罗，克列斯比，”她说。

“但要等咱们彼此更加了解以后，过急不好嘛。

” 乌苏娜给弄得糊里糊涂。

她虽尊重皮埃特罗·克列斯比，但是怎么也闹不明白，从道德观点来说，他的决定不知是好是坏，因为他跟雷贝卡早就订过婚，而他俩的婚事是可耻地告终的。

最后，她把他的求婚当成了既成事实--未作任何评价，因为谁也不赞同她的疑虑。

家中唯一的男人--奥雷连诺表示神秘、断然的意见，只是加重了她的混乱。

“现在不是考虑结婚的时候。

” 这句话的含义是乌苏娜几个月以后才理解的，不仅就结婚来说，而且就其他任何事情来说（只有战争除外），它都是奥雷连诺那时能够表达的唯一真实的见解。

站在行刑队面前的时候，他自己也不大明白，一连串不可捉摸的、难以避免的偶然事件如何使他到了这个地步。

雷麦黛丝之死使他受到的震动，比他担心的事情还小一些。

她的死在他心中引起的狂乱感觉，逐渐溶化成了孤独的、消极的失望感，就象他决定不再跟女人来往时的那种感觉，他一头扎进工作，但是保持了跟岳父玩多米诺骨牌的习惯。

在这座充满哀悼气氛的房子里，夜间的交谈增强了两个男人的感情。

“再结婚吧，奥雷连诺！”岳父向他说。

“我还有六个女儿，任你挑选一个。

”有一次，在选举之前不久，马孔多镇长公务旅行回来，对国内的政治局势非常忧虑。

自由党人准备发动战争。

由于当时奥雷连诺时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的观念十分模糊，岳父就向他简单地说明了两党之间的区别。

他说，自由党人是共济会会员，是坏人，他们主张绞死教土，实行自由的结婚和离婚，承认婚生子和非婚生子的平等权利，并且打算推翻最高政权，把国家分割开来，实行联邦制。

相反地，保守党人直接从上帝那儿接受权力，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家庭道德，保护基督--政权的基础，不容许国家分崩离析。

奥雷连诺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同情自由党人有关非婚生子权利的主张，但他不明白的是，由于双手都摸不到的东西，为什么需要走上极端、发动战争。

他觉得岳父过于热心了，因为选举期间，在这毫无政治热情的市镇上，他的岳父竟调来了一个军士率领的六名带枪的士兵。

士兵们到了这儿，就挨家挨户没收猎枪、砍刀、甚至菜刀，然后向二十一岁以上的男人分发选票：写有保守党候选人姓名的蓝票和写有自由党候选人姓名的红票。

选举前一天--星期六，阿·摩斯柯特先生亲自宣读了一项命令：从午夜起，在四十八小时内，禁止出售酒类，如果不是一家人，还禁止三人以上聚在一起。

选举之前没有发生事故。

星期天上午八时，广场上安了个木制的投票箱，由六名士兵守卫。

投票是绝对自由的，奥雷连诺自己就相信这一点，因为他几乎整天站在岳父身边，没有看见任何人多投一次票。

午后四时，咚咚的鼓声宣布投票结束，阿·摩斯柯特先生给投票箱贴上了他署名的封条。

晚上，跟奥雷连诺玩多米诺骨牌时，他命令军士撕去封条，统计选票。

红票跟蓝票几乎相等，可是军士只留下十张红票，加多了蓝票。

然后，他们给选票箱贴上新的封条，第二天拂晓，就把它送到省城去了。

“自由党人就要发动战争啦，”奥雷连诺说。

阿·摩斯柯特先生甚至没从自己的筹码上拍起眼来。

“如果你以为原因是偷换选票，那就不会发生战争，”他说。

“因为选票箱里留下了一些红票，他们就无从抱怨了。

”奥雷连诺明白反对党的处境是不利的。

“如果我是自由党人，”他说，“我就会由于这种选票的把戏发动战争”岳父从眼镜上方瞥了他一眼。

“哎，奥雷连诺，”他说，“如果你是自由党人，你就看不到掉换选票的事了，即使你是我的女婿。

” 引起全镇愤怒的不是选举结果，而是士兵们拒绝归还收走的刀子和猎枪。

妇女们请求奥雷连诺向岳父说说情，哪怕把菜刀还给她们也成。

阿·摩斯柯特先生十分机密地向他说，士兵们已经运走了没收的武器，拿去当作自由党人准备打仗的物证。

这种说法的可耻使奥雷连诺吃了一惊。

他没吭声，可是有一天晚上，格林列尔多·马克斯和马格尼菲柯·维斯巴尔跟其他几个朋友谈论菜刀的事情时，问他是自由党人还是保守党人，他一分钟也没犹豫。

“如果非要是个什么人不可，那我宁愿做一个自由党人，因为保守党人是骗子。

” 第二天，根据朋友们的嘱咐，他去见阿里吕奥·诺格拉医生，借口是治肝病。

奥雷连诺根本就不明白为什么需要这样撒谎。

阿里吕奥·诺格拉医生是几年前来到马孔多的，随身带着一箱无味的药丸；他有一句谁也不懂的医学名言：“以毒攻毒。

” 其实，诺格拉只是个冒牌的医生。

从平庸的外表看来，他是个不走运的医生，实际上是个恐怖分子。

他那高高的护腿套遮住了五年苦役中脚镣留在脚踝上的伤疤。

他在联邦主义者的第一次暴动之后被捕，但他穿上自己最讨厌的衣服--教士的长袍--逃到了库拉索岛（注：在西印度群岛）。

在他长时间的流亡之后，加勒比海群岛的政治流亡者把一些愉快消息带到了库拉索岛，使他受到很大的鼓舞，他就坐上一条走私纵帆船，带着一些药瓶到了列奥阿察，瓶子里装的不过是用纯糖做成的药丸，而且他身上还有他亲手伪造的莱比锡大学毕业证书。

在列奥阿察，由于绝望，他甚至痛哭了。

流亡者们曾把联邦主义者描绘成就要爆炸的火药桶，但在选举之前模糊的幻想中，联邦主义者的热情冷却了。

这个伪装的医生由于失败而感到沮丧，现在只想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宁静地度过余年，所以就隐居马孔多了。

在市镇广场旁边的一座房子里，他租了一个狭小的房间，房间里摆满了小药瓶；他已在这儿住了几年，靠绝望的病人为生一－这些病人用尽了一切办法，只好在糖球里寻求安慰了。

阿·摩斯柯特是个有名无实的镇长时，医生的煽动本领还没表现出来。

他把一切时间用于回忆往事，并且跟气喘病进行斗争。

对他来说，临近的选举是引路的线索，可以帮助他重新找到颠覆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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