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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1/2)

他们两位，是后世所称“唐宋八大家”的领头者。

我在前面说过，“唐宋八大家”的文学成就，在整体上还比不过司马迁一人，这当然也包括他们两位在内。

但是，他们两位，做了一件力挽狂澜的大事，改变了一代文风，清理了中国文脉，这是司马迁所未曾做过的。

他们再也不能容忍从魏晋以来越来越盛炽的骈体文了。

自南朝的宋、齐、梁、陈到唐初，这种文风就像是藻荇藤蔓，已经缠得中国文学步履蹒跚。

但是，文坛和民众却不知其害，以为光彩夺目、堆锦积绣，就是文学之胜，还在竞相趋附。

面对这种风气，韩愈和柳宗元都想重新接通从先秦诸子到屈原、司马迁的气脉，为古人和古文“招魂”。

因此，他们发起了一个“古文运动”。

按照韩愈的说法，汉代以后的文章，他已经不敢看了。

（《答李翊书》：“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

”） 这种主张，初一看似乎是在“向后走”，但懂得维护文脉的人都知道，这是让中国文化有能力继续向前走的基本条件。

他们两人，特别是韩愈，显然遇到了一个矛盾。

他崇尚古文，又讨厌因袭；那么，对古人就能因袭了吗？他几经深思，得出明确结论：对古文，“师其意而不师其辞”，学习者必须“自树立，不因循”。

甚至，他更透彻地说：“惟陈言之务去。

”只要是套话、老话、讲过的话，必须删除。

因此，他的“古文运动”，其实不是模仿古文，而是寻找千年来未颓的“古意”。

“古意”本身，就包含着创新，包含着不可重复的个性，即“词必己出”。

他与柳宗元在这件事上有一个强项，那就是不停留在空论上，而是拿出了自己的一大批示范作品。

韩愈的散文，气魄很大，从句式到词汇都充满了新鲜活力。

但是相比之下，柳宗元的文章写得更清雅、更诚恳、更隽永。

韩愈在崇尚古文时，也崇尚古文里所包含的“道”，这使他的文章难免有一些说教气。

柳宗元就没有这种毛病，他被贬于柳州、永州时，离文坛很远，只让文章在偏僻而美丽的山水间一笔笔写得更加情感化、寓言化、哲理化，因此也达到了更高的文学等级。

与他一比，韩愈那几篇名文，像《原道》、《原毁》、《师说》、《争臣论》等等，道理盖过了审美，已经模糊了论文和文学的界限。

总之，韩愈、柳宗元他们既有观念，又有实践，“古文运动”展开得颇有声势。

骈体文的地位很快被压下去了，但是，随之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

在骈体文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已经逐渐自觉，虽触目??丽，也是文学里边的事。

现在“古文运动”让文章重新载道，迎来了太多观念性因素。

这些因素，与文学不亲。

十一 唐朝灭亡后，由藩镇割据而形成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

一度曾经诗情充溢的北方已经很难寻到诗句，而南方却把诗文留存了。

特别是，那个南唐的李后主李煜，本来从政远不及吟咏，当他终于成了俘虏被押解到汴京之后，一些重要的诗句穿过亡国之痛而飘向天际，使他成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词”的里程碑人物。

李煜又一次充分证明了“政脉”与“文脉”是两件事。

在那个受尽屈辱的俘居小楼，在他时时受到死亡威胁而且确实也很快被毒死的生命余晖之中，明月夜风知道：中国文脉光顾此处。

从此，“春花秋月”、“一江春水”、“不堪回首”、“流水落花”、“天上人间”、“仓皇辞庙”等等意绪，以及承载它们的“长短句”的节奏，将深深嵌入中国文化；而这个亡国之帝所奠定的那种文学样式“词”，将成为俘虏他的王朝的第一文学标志。

人类很多文化大事，都在俘虏营里发生。

这一事实，在希腊、罗马、波斯、巴比伦、埃及的互相征战中屡屡出现。

在我前面说到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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