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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5/5)

已。

绝大多数人都能坦然接受自己的出生时间，珍视自己的生日，即使对于所处的时代有诸多不满，但深知自己的生命不可能更易到另外的时段，因此，对于自己生命和时间的关系，也就往往不再去深想细究。

但是，在同一时间段里，生命和空间的关系，就存在着一个转移的可能性。

在改革开放以前，拿北京来说，同在一城，都是少年，“大院里的”和“杂院里的”，两种生活空间，生活状态、心理定势、语言特点、情感表达……就会很不一样。

那“机关（或部队）大院”的空间，与“杂院”的空间，可能就在同一条胡同里，甚至相互间只有一墙之隔，但墙两边，两种空间里，人生状态却会有明显的不同。

还有一种高级四合院的空间，也就是首长住宅，那个空间里的生活状态，跟“大院”里的又有所不同。

在那个历史阶段里，一个“杂院”空间里的少男或少女，就往往会羡慕“大院”空间里的“革干”（或“革军”）子弟，有的就可能会像《红楼梦》里的柳五儿一样，憧憬着自己有一天也能转移到那样一个比自己所出身的空间更高级的空间里，去品尝人生的更甜蜜的滋味。

改革开放以后，生命对空间选择的自由度被空前展拓。

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涌进城市，城市的青年人出国留学，近十几年来，更有许多国人涌到世界各地经商，有的人甚至不惜采取非法手段，借高利贷，筹重金交给蛇头，去偷渡到自己心目中的“大观园”，结果酿成悲剧甚至惨剧。

“进入大观园啊！去到怡红院啊！”柳五儿那样的追求，直到今天，仍是许多普通中国人的人生目标。

2000年春天，我和妻子吕晓歌应法国方面邀请，在巴黎访问。

英国的英中文化协会和伦敦大学，顺便发出邀请，请我携夫人往伦敦讲两场《红楼梦》，一场在伦敦大学给东亚系汉学专业的研究生讲，一场则面向普通伦敦市民。

我接受了邀请，但是，英国没有加入欧盟的申根协议，我和妻子虽然有法国给的签证，持那签证可以免签前往意大利、德国、荷兰、比利时等许多参加了申根协议的国家，却不能前往英国，去英国还需到英国驻巴黎大使馆的领事处再办签证。

我和妻子去了英国在巴黎办理赴英签证的地方，那里的签证官见我们是中国人，眼光似乎有些异样。

他找来一位负责的女士，那女士板着个脸，说我们不应该到她这里来申请签证，我们应该在北京申请。

她这话是有道理的，我就跟她解释，已经跟他们英国驻巴黎大使馆的文化参赞通过电话，参赞说因为邀请我们的机构是英中文化协会，此协会的背景就是英国外交部，所以可以破例。

那位女负责人当即与他们的主管部门通了电话，得到证实，于是决定给我们签证。

就在这时，她跟陪同我们的法国朋友用法语说了几句话，法国朋友把大意翻译给我听，我一听就急了，就说我不去了，别给我签证了，把我的中国护照还给我！ 我为什么生了大气？原来，那位负责发放签证的女士嘀咕的是：你们中国人，总想到西方……当然，刘先生跟那些多佛的中国人不一样……可是，我们不能不特别谨慎啊！ 原来，就在我们去办签证的前一天，正好发生了一件轰动英国的大事：一批中国偷渡客，藏在集装箱里，从法国渡海到了英国多佛口岸；本来，那集装箱上有个通气口，可是开车的司机怕检查时露馅，渡海时给堵上了；但英国口岸的海关抽查，偏查到那辆车，打开集装箱，挪开货物，立即发现了若干已经窒息毙命的中国偷渡客。

英国报纸在报道这件事情时，特别强调，有几个负责检查的海关工作人员，因为突然目睹了扭曲的死尸，不仅生理上立即发生呕吐晕眩等症状，而且也很快派生出心理问题，已经立即有心理医生在对他们进行治疗云云。

那些离乡背景的中国偷渡客，不管怎么说，是我的同胞！他们违法，他们糊涂，他们冤枉，他们不幸，但是，他们毕竟是想通过转移自己的生存空间，去谋求更幸福的生活啊！ 我跟他们，一样的黄皮肤，一样的黑头发，血管里，流淌着同一祖宗传下来的血液。

“你们中国人，总想到西方”，尽管那位英国外交官试图把我和我妻子跟我的这些惨死的同胞区别一下，但乍见到我们时，那冰冷的眼光，那板起的面孔，不也分明表达着一种对中国人的“特别谨慎”，实际上也就是一种潜在的歧视吗？ 人家那个签证厅，是不许大声喧哗的，可是在那一刹那，百感交集的我，大声嚷了起来：“还我护照！我不去了！” 法国朋友制止了我，妻子也低声批评我，英国外交官莫名惊诧，但最终还是给了我们签证。

我和妻子是在复杂的心情中乘海底隧道火车，从巴黎前往伦敦的。

从那以后到现在，六年过去，在报纸上，仍有中国人以偷渡手段前往国外，被查获遣返，或侥幸抵达，而惨遭变相囚禁、剥削虐待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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